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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色列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白乐潍:中以生物合作与对2025年的展望

白乐潍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在保持健康的贸易和人文关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这些广泛联系不应成为政治分歧的“牺牲品”。

【本文是作者全球政要“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一篇。】

白乐潍(Ravit Baer),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自2004年起担任以色列外交部职业外交官,2023年1月上任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此前曾担任以色列驻科特迪瓦大使馆(2005-2007年)和驻塞浦路斯大使馆(2007-2010年)副大使。她曾在欧洲多边组织部任职(2010-2015年),负责协调以色列与欧盟、北约、欧安组织和地中海联盟的合作,并负责协调欧洲睦邻政策在以色列的实施。随后她担任以色列驻旧金山领事馆副总领事(2015-2019年)。在赴上海就任之前,白乐潍担任战略司反扩散司负责人(2019-2022年)。

在加入以色列外交部之前,白乐潍曾担任总理办公室的法律顾问(2003年至2004年)。白乐潍拥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和宪法与行政法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她是一名注册律师,也是以色列律师协会的成员。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以色列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参加今年进博会有何收获?企业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营商环境?或者对中国的投资市场有什么建议?你认为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会面临哪些障碍?

白乐潍:以色列连续第二年在进博会展会上搭建“国家馆”,这强调了我们对向中国本土市场推广以色列技术的重视。位于展会创新区的以色列国家馆展示了我们在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除了展馆外,以色列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也独立地展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以色列最大的制药商梯瓦制药(Teva)。所有这些公司在进博会期间都获得了巨大的流量,我们希望这种关注能够带来未来更多的业务和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是以色列在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受到以色列公司的高度关注——无论是那些希望出口产品的公司还是那些希望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扩大早期产品规模的公司。以色列的国内市场很小,而且往往需求不足,因此以色列公司会立即将目光投向大型市场以寻求增长。对于以色列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创新型企业来讲,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鉴于迫切需要为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提供解决方案,这一点尤其正确。

事实上,生物制药近年来一直是以色列领先的创新领域之一,全球许多科学医学突破都与以色列有一定的联系——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将解决方案推向市场方面。以色列尽管是一个小国,却拥有1800家从事健康技术领域的公司,其中约一半专注于生物制药技术。鉴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享誉全球,再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领域对医疗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它们的成功并不令人意外。

一些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发现它们的突破性创新领先于时代,因此在许多市场遇到监管挑战和障碍。但我知道中国的监管环境正在迅速发展,并且受到以色列生物技术解决方案迄今为止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的鼓舞,我确实相信以色列公司将继续享受便利的环境和来自当地商业伙伴和相关部门的监管支持。

问:以色列政府对生物制药行业的重视程度如何?以色列本土的生物医药产业,比如一些科研院所,如何携手塑造以色列在传染病、病毒、疫苗、创新药物等领域的生物产业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

白乐潍:近几十年来,以色列已成为数字健康和生物制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是公共和私营部门(包括当地的初创企业、政府研发投资、跨国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密切合作的结果。

政府非常重视促进他们的成功。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将其GDP的4%以上用于研发——比经合组织(OECD)的任何其他成员国都多。政府非常重视创新投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经济将建立在今天对明天解决方案的支持之上。

我将简要阐述公私合作的这一重要点。以色列在该领域的全球优势得益于我们的科研机构(如魏茨曼研究所和希伯来大学生物医学和口腔研究所(IBOR))、生物制药行业和政府之间密切且良好的关系。

生物制药领域的突破不仅仅取决于才华横溢的企业家,而且通常是在“商业化”之前多年实验室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得到了以色列高度集中的数字医疗保健系统的推动,该系统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广泛的、有价值的数据。一旦科学解决方案准备就绪,以色列在技术转让和专利方面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使得下一个生物制药突破能够从实验室脱颖而出并进入市场。

重要的是,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得到了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这并不是一项新战略,而是多年来已经多次证明其有效性的战略。早在2009年,以色列政府就设立了一项2.55亿美元的资本基金,将政府资金与私营部门贷款结合起来,为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政府和私营部门最终都从基金的活动中获得利润。

我举个例子来强调一下“学术-产业模式”的成功。德国免疫治疗公司BioNTech去年宣布成立跨学科的“mRNA卓越中心”,与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联合开展研究。BioNTech与辉瑞制药合作开发了一种创新的基于mRNA的新冠病毒疫苗。这反映了以色列在生物工业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

问:以色列生物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如教育对接、企业层面合作、研究院层面合作、政府间合作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你认为哪些内容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白乐潍:以色列在生物制药技术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建立创新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有助于开发成功的解决方案并最终促进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

我将为你提供以色列协作生态系统的一个著名例子,该生态系统吸引了国际合作伙伴,并且可以通过政府和私人战略规划在其他地方复制。

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就是这种协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你进入城市时,你会立即看到一个庞大的创新社区或地区。其中心是本•古里安大学,这是一所领先的健康和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大学旁边是该市的索罗卡医疗中心,这是一家大型医院,是该大学新兴的许多医疗技术的测试平台,并招募了许多大学毕业生。大学和医院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大型高科技园区,园区内有许多公司寻求将大学和医院的最新创新成果商业化,并将其转化为成功的企业。园区内的许多公司都是寻求进入创新领域的跨国公司。

这是研究、测试和商业化的实体和制度的结合,旨在促进和推动创新的生物制药解决方案——将城市转变为创新合作的“蜂巢”和寻求合作的国际参与者的着陆平台。这些高科技解决方案以大学毕业的优秀人力资本为后盾,将使我们所有人在未来更加健康。

当然,发展国内和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必须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愿景并由地方政府监督来推进。世界其他城市正在研究这一系统,渴望在其他地方复制生态系统,我们将高兴看到它在中国得到复制。

问:你对中以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有何建议?

白乐潍:以色列与中国在许多不同高科技领域进行了多年的合作,已经有许多成功合作的故事,特别是在卫生、农业、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我认为中以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主要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购买以色列成熟的技术并将其整合到中国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中。例如,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医学成像、远程医疗、用于医疗目的的“3D打印”以及用于对患者(包括“老年人”)进行远程医疗监控的可穿戴设备领域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渠道涉及中国投资者的机会。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数据和研发策略而闻名。经过两年的全球经济放缓(包括高科技行业),这对于那些寻求突破性技术并在巨大的中国市场发展壮大的投资者来说,创新型以色列公司目前可能代表着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

问:2024年即将结束,以色列继续与哈马斯和伊朗开战,你认为以色列将在中东扮演什么角色?此外,以色列对特朗普政府有何期待?

白乐潍:2024年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我们被迫打一场血腥的战争——一场我们不希望、也不是我们发起的战争。这是一场针对残酷恐怖组织的战争,这些组织受“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驱动,否认以色列国的存在,并得到伊朗的支持、武装和训练。

我们最近与黎巴嫩达成一项协议,要求真主党恐怖组织从以色列边境向北撤退,并要求黎巴嫩军队部署在该国南部,确保该地区没有恐怖组织的存在。尽管实施停火面临挑战,主要是由于真主党的侵犯及其力图恢复其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努力,但我相信该协议反映了一个更积极的未来。对以色列北部的居民来说都是如此,在真主党对他们的家园进行了一年不间断地袭击之后,他们最终可以重返家园。而且对黎巴嫩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现在也可以摆脱伊朗的占领,将黎巴嫩归还给黎巴嫩人民。

我希望并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就加沙地带达成协议,其中包括释放仍被哈马斯恐怖组织扣押的100名人质。加沙人民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生活在关心其福利的领导之下。

这些协议可以为中东更美好的未来奠定基础。随着伊朗在针对其温和邻国和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中的影响力减弱,我们可以继续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范围,将更多的海湾国家和北非纳入其中。

美国政府,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一贯表现出对以色列国的声援和支持。我们相信,新政府将继续对以色列采取一贯和积极的态度,并将推进以色列在当前敌对行动中的目标——使以色列北部和加沙边境社区的居民安全地返回家园,让所有人质返回,消除哈马斯的军事和统治能力,并结束来自加沙地带的恐怖威胁。

问:2024年即将结束。借助FT中文网采访平台,你有什么想对中国网友说的吗?

白乐潍:我向中国公民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尽管当前政治形势复杂,但以色列和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而且这种友谊需要继续下去并变得更加牢固。两国建交32年来,我们建立了深厚的贸易联系;基于两国之间协议的工业和科学合作;以及位于常州和上海的独特的“中以创新园区”。我们在以色列和中国的顶尖大学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其中包括以色列理工学院位于广东汕头的完整分校。

以色列文化艺术演出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中以文化机构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

我们也不能忘记二战期间两万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获救的历史。

这些广泛的联系不应成为政治分歧的“牺牲品”。中国和以色列在保持健康的贸易和人文关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我衷心希望这些在2025年和未来能够恢复、变得更加强大并进一步发展。

(注:王英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在推动全球政要“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FT中文网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全部或部分,侵权必究。

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百人百访”全球高级对话栏目主创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等,自2021年5月起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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