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权力的失控
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就算大清和中华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好歹大部分情况下，二者的利益总归应该是一致的。就算最高统治者的激励出了问题，但是为什么在晚清后期，几乎所有二选一的情况下，清廷总是做出最错的判断，而且错得如此离谱？为什么御前会议不能集思广益，做出正确决策？为什么清王朝的大脑如此迟钝？
答案是这个大脑早已死亡，死亡日期是1884年（光绪十年，岁在甲申）。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咸丰生前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鼓动慈安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了辛酉政变，杀了大学士肃顺，消灭了顾命八大臣势力，恭亲王奕䜣一跃成为议政王，形成太后垂帘听政、亲王主政的体制。慈禧虽然是继位的同治皇帝生母，但是慈安是正宫皇太后，地位高于慈禧。两宫太后通过控制上谕，掌握最高决策权。恭亲王奕䜣兼任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内务府总管大臣等要职，执掌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大权，成为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在这一套架构下，皇权内部（慈禧和慈安）有制约，皇权和行政（奕䜣）有制约。在当时的内外交困下，皇权尚能自我约束，但是1864年太平天国被扑灭后，清廷的生存危机消失，皇权立刻开始准备挣脱束缚。1865年，两宫太后联手，借题发挥，剥夺了奕䜣“议政王”名号，但仍命其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慈禧在皇权核心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更加难以容忍奕䜣的尾大不掉。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军战局不利，连连告急，朝野对军机处极为不满。1884年4月，慈禧利用清流对军事主官的攻击，忽然下令免去奕䜣的所有职务，并将军机处全班人马罢斥。接下来的几天里，慈禧清洗了军机处、总理衙门、礼部、吏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核心部门，彻底改组了清政府最高领导层，史称甲申易枢。慈禧任命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同时又下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这样，军机处就落入醇亲王奕譞手中。奕譞不像奕䜣在辛酉政变有大功，他完全靠着慈禧才登上高位，自然不敢对慈禧有任何不同意见，反而处处讨好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大臣也是靠政治站位上来的，荣华富贵完全来自于慈禧。他们的见识才干不堪一提，或者说他们有意识的昏庸迂腐，换取慈禧对他们的信任。这样，慈禧彻底失去了制约。
在甲申易枢之前，清廷中央有奕䜣主持大局，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发展时期。甲申易枢后，地方洋务大员和皇权的直接沟通渠道被削弱了。皇族勋贵本来就对奕䜣重用汉族官僚颇有微词，奕䜣倒台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不得不明哲保身，洋务运动声势大减，洋务派的建议和主张已经失去影响力，中国进步的道路偃旗息鼓，十年后就遇上了甲午战争这个大悲剧。
局势的急转直下并不是因为失去了奕䜣的远见卓识。曾国藩就对奕䜣评价不高：“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奕䜣的最大作用，是对慈禧形成一定的制约，形成事实上的集体领导。中国幅员如此辽阔，晚清大变局的挑战前所未有，无法指望中央英明神武、事事棋高一着。然而，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在集体智慧下，不一定出现最优决策，但是多半会避免一些匪夷所思的错误，这是很自然的。晚清一干名臣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国内经济，兴办现代工业，整军经武，这些洋务政策其实是睁眼看世界后的正常反应。以中国的庞大规模和人才储备，假以时日，只要不出太离谱的昏招，结局应该不至于太糟，就算跌跌撞撞，摸石头过河也有相当的概率转型成功。但是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失去制约的情况下，皇权犯下了最匪夷所思的错误，在最需要巨人的时候，中国迎来了侏儒！
奕䜣死前预见到清王朝的覆灭结局，据记载，他曾经哀叹：“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现名芳嘉园，是北京朝阳门里面的一条巷子，为慈禧母家所在之地。慈禧固然冥顽不化，但是难道没有慈禧，晚清就能避免覆灭的命运吗？在失去制约的情况下，治理失灵和组织崩坏是大概率事件。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的张謇后来将清朝的覆灭源头追溯到甲申易枢：“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以三数人两立之恩怨，眩千万人一时之是非。动机甚微，造祸甚大。……故谈朝局变者谓始于甲申也。”因此，晚清的几乎一切恶果，都可以追溯到甲申年的这个因：失去制约后，组织的头脑肆无忌惮的将个人对权力的贪婪置于组织的利益之上，最后终于摧毁了组织。
何以至此
为什么权力的制衡摧毁得如此容易？在绝大部份组织，尤其是在大型组织里，充斥着各种流程和规章制度，这些成文的条例以及不成文的惯例形成一套组织结构，稳定下来后就形成了天然的制衡。即使是最高领袖，要打破这些常规的束缚，也没有那么容易。皇帝虽然“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汉书•贾谊传》），但是最高旨意毕竟要经过复杂的指令系统才能实施，因此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遵循这一套指令系统。例如正德要出关北巡，嘉靖要尊生父为皇考，都必须面临政治规矩的约束，只能大费周章。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完整官僚体系的国家，严密的行政系统在提高科层制效率的同时，也给皇权带来一定约束。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强辩中国古代并无专政，并不是全无道理：“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那么，如果要彻底专制，实现由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就要控制、绕过、甚至摧毁内部的制度。
明朝皇帝通过取消宰相来控制行政权，清朝更是登峰造极。慈禧粗通文墨，虽然懂一些阴谋诡计，但是论见识比不上饱读诗书见多识广的各方才俊，论权谋也比不上历史上诸多雄杰，为什么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翻盘？答案就藏在清朝政治体制的特殊之处。清政府从雍正七年开始，为了应对西北的战事，在内阁之外另设军机处，协助皇帝处理军务。后来这个临时机构逐渐演变成了清朝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总揽机要，皇帝重要的上谕，由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六部反倒成了摆设。这样，组织架构高度垂直化，条条彻底压过块块。军机处架空了正常的行政体系，本质是一个非常规的工作小组：军机处不在正常的国家行政体系里面，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处的人选都是从大臣中抽调，也不遵循升迁流程，完全是皇帝说了算。这种秘密政治将仅剩的表面上的组织内部架构都拆除了，达到了彻底的非制度化，这就是钱穆所谓的“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皇帝通过掌控军机处，绕开了行政系统的束缚，这意味着组织的各个组成部分仅是施工队，是专制帝国的螺丝钉，只要执行皇帝的英明决策即可。和欧洲相比，我国传统对于皇权的制约相当薄弱，好比公司架构中没有董事会，总经理大权独揽，仅有企业内部工作流程上的制约。而当总经理设立了直属总裁办的领导小组后，连财务、人力资源等常设机构都架空了，最薄弱的制约都被粉碎了，通过掌控这个领导小组，他可以彻底放飞自我。
军机处的存在，方便了清朝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历朝皇帝心心念念的专制梦想终于彻底实现，再无任何力量可以对抗。乾隆因而大言不惭的说：“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这究竟是社稷之福，还是皇帝之福？清朝早期和中期尚未遇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套系统尚能支撑。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算朝野精英集思广益，尚且不能保证顺利应对，更何况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判断！
如果从周公制礼开始计算，中国的政治文明史有三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经过三千年的演变和迭代，统治机器本身已经变得相当精妙，具有相当的理性。但是清朝和其他王朝完全不一样，为了维护少数统治，摧毁了基本的制度约束，最后就变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一姓之私，破坏天下公器，不仅将国家看成自己的私产，而且从历史中反向学习，卖力的吸取各种教训，彻底背叛了“天下为公”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雍正道貌岸然的自诩“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但是只要有对人性的基本认知，就不难明白“以一人治天下”让统治者摆脱所有约束，最后必然导致“以天下奉一人”。这种严重的代理问题使得组织的控制者的利益和组织成员的利益完全背离，导致巨大的代理成本，严重削弱了组织效率。同治年间的集体领导无非是历史的偶然，甲申易枢后的乾纲独断才是历史的必然。晚清其实也是人才辈出，但是在权力失去制约后，金字塔的顶部决定了组织的上限，体制内的精英就是挡不住最高层犯大错。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清朝的教训并不新鲜。我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往往需要权力自我约束；而盛世的崩溃，则往往可以追溯到权力失去制约。北宋经过中前期宋真宗和宋仁宗在一系列官职改革和科举文化上的改良，使得文官集团通过以宰相为首的权力平台和谏官的批评机制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国家意志的传达必须经过行政系统的集体决策才能形成执行文件，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受到制约的权力实施非常克制：“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不折腾的结果就是和平与发展，如陈寅恪所言，北宋“百年不知兵”，“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中国传统主张皇帝垂拱而治，但是宋神宗为了保证自己的改革意志能够畅通无阻，实施了元丰改制，削弱了相权，让皇帝直接参与到朝政中。到了宋徽宗时期，皇权进一步扩张，破坏了权力平衡。皇帝绕过正常的人事制度，大批提拔自己的发小（如高俅，任太尉）和左右亲信（如童贯，执掌枢密院）。皇帝利用“御笔”，绕开正常的政策流程，不经中书省商议起草，不交门下省审核，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君臣共治变为定于一尊后，失去制约的皇权连出昏招，执掌军事的亲信不堪大用，在太平无事的时候看不出草台班子的本质，但是一旦面临突发情况就束手无策，终于在靖康二年酿成大错，终结了北宋一百多年的长治久安。
再往前追溯到唐，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就观察到：“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他疑惑为什么“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魏征将之归结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发生了变化：“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他因而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要求组织的领导者主动克制自己、约束自己，是为“十思”：“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征希望帝王时时刻刻警醒，以求延续组织的活力。魏征显然没有意识到组织的首脑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谦卑如此，一辈子装孙子，当皇帝又有什么意思？譬如今天不少民营企业，第一代百战艰辛，得之不易，战战兢兢，尚能自我约束。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要指望子孙传承这种约束是不可能的，正所谓“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一个家族企业，二代接班，往往过度自信，好大喜功，争功诿过，听不进反对意见。最后进退失据，家产挥霍一空，“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一百四十年过去，是非成败转头空。清朝亡了，但是中国这个超级组织仍然充满活力。失去制衡的中枢就像肿瘤一样野蛮生长，最后只能彻底割去，换来组织的新生。今天，我们解剖晚清衰亡的组织，也庆幸中华民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